导读：10月28日，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果揭晓，联合执政的自民党与公明党丧失了过半数席位，打破了自民党联盟长期掌控的议会优势。执政联盟选举失利的背景是自民党因“黑金”丑闻遭受重创，导致多名原安倍派议员落选，公明党也难以单独支撑其过半数席位。与此同时，由于选票的碎片化，第三党势力成为自民党和最大反对党立宪民主党的争取对象，而近10年在日本崛起的民粹主义政党正在逐渐占据这个关键第三党的生态位。这些目前还少有人关注的民粹主义政党具有何种特性？将如何左右未来日本政局的发展？ 从特朗普在2016年的当选到欧洲极右翼势力的崛起，民粹主义的浪潮已席卷全球。日本的民粹主义现象既与欧美国家有共通性，又带有鲜明的本土特色。日本思想文化上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以及当代日本政治上施行的议会制民主主义、经济上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都是日本民粹主义得以产生和流行的基本条件。从小泉纯一郎的“自民党改革”到大阪的“维新会”和东京的“令和新选组”，这些代表性政治势力的兴起，标志着日本政治格局的变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日本维新会”通过深耕大阪，在昙花一现的零碎小党中存活下来并成为全国第三大政党。“令和新选组”等左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直接的街头演讲和社交媒体宣传，成功吸引了新生代的共鸣，形成了“令和现象”这一独特的社会冲击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民粹主义政党的民意基础是在“失去的三十年”中暴涨的“无组织者”，即脱离各类社会性自治组织的人，他们的支持是不稳定的。为了争取这部分人的选票，民粹主义政党越来越倾向于回避“左与右”的定位，而选择凸显自身“下克上”的革新者先锋形象。 尽管日本民粹主义政党在短期内未必能直接撼动自民党的主导地位，但其对选民的深远影响和社会情绪的激化，不可忽视。革新政局的力量会将日本内外政策导向何方，难以通过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定位来进行判断。尤其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演变中，需要进一步关注日本民粹主义势力对其外交政策立场的影响。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转发本文，供读者思考。本文原刊于《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当代日本民粹主义与政党政治态势的演变

文｜魏育邻

来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日本首相石破茂在日本众议院选举失利后发表讲话。图源：互联网

“民粹主义”（Populism）这一概念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起源于19世纪90年代美国南部和西部以农民为支持母体的“人民党”（Populist Party）。此后这个概念被用来指称出现于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拉美各国的以“直接代表人们”为口号，并获得众多民众狂热支持的种种政党政治和政治运动。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迄今，主要盛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类似于前述甚至有过之的政治现象，则是本文所指称的“当代民粹主义”。2016年特朗普当选并就任第45任美国总统，可以看成民粹主义达到鼎盛的标志。当代日本出现民粹主义并非偶然，而是具有与欧美发达国家共性的同时，显现出较为鲜明的日本特性。民粹主义的特征是标榜反抗既有政治体制、代言“真正的人民”、敌视精英、攻击既得利益者或集团、倡导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如“善”与“恶”）、反对多样性、具有排外性及民族主义倾向等。同时在组织形态上由富有“强人”风格和魅力的领袖所领导，在选举时更容易获得社会各领域各行业的并非仅持单一政治立场的中青年选民的支持。以此为衡量标准去考察当代日本政坛和社会，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画面。

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简要回顾中日两国学界对当代日本民粹主义的研究情况。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杨-维尔纳·米勒研究当代民粹主义的名著《什么是民粹主义？》于2016年问世，日本在翌年就翻译出版了日文版，中国于2020年翻译出版此书，显现出中日两国学界对当代民粹主义研究的关注。而在当代日本民粹主义研究上，日本知名学者水岛治郎2016年就出版了与上述英文著作同名的日文专著《什么是民粹主义？》。虽然此专著以欧美发达国家和拉美各国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在其中一些章节中有针对性地论及了日本的相关问题；水岛治郎在2020年还主编出版了一本名为《民粹主义的挑战》的论文集，共收入有关当代世界各国民粹主义问题的12篇研究论文，其中一篇就是关于下文将论及的日本维新会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当代民粹主义的许多代表性政治人物如山本太郎、桥下彻等，会自己动笔或由记者等媒体人代笔写书著文，这些论著是了解和掌握日本当代民粹主义的第一手材料。但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发现日本出版过以当代日本民粹主义为研究主题的综述性学术专著。而中国学界以民粹主义为主题的研究专著、译著、学术论文等，大多数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拉美各国为研究对象，近10年来关于当代日本民粹主义的研究只有寥寥数篇。应该说，这种状况是与当代日本政治和社会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不相适应的，影响了对日本政治社会现实的认知。因此，本文从当代日本民粹主义与政党政治态势演变的视角进行研究，为日后进一步探讨此问题作铺垫。

1 既有政党政治与民粹主义型政治家的并存 日本有政治学学者指出，考察当代日本的民粹主义应该从小泉纯一郎谈起。众所周知，以小泉纯一郎为首相的自民党政权是从2001年4月至2006年9月执政的战后长期政权之一。进入21世纪，日本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变，简而言之就是“泡沫经济破灭”业已成为无可否认的现实。关于这个问题，必须从作为日本“战后共识”的“55年体制”讲起。所谓“55年体制”，指的是以“赶超欧美”为国家目标而达成了“经济发展优先主义”的“国民共识”，形成了以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结构、兼具充分威望和绝对权力的官僚制度、全国性的庞大经济利益集团“三位一体”的政策制定体制。日本在这个体制下度过了两次石油危机，经济发展基本维持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此后日本则开始跌入经济衰退的所谓“失去的三十年”。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多数国民的“一亿中产阶级”的“满足感”逐渐消失，人们（尤其中青年人）实实在在感觉到了现实生活的困窘和前途的无望。在政坛方面，1993年7月的大选，时隔38年诞生了由8个政党组成的非自民党联合政权。联合政权的成立给支撑“55年体制”的自民党一党独大体制以沉重冲击。虽然以细川护熙为首相的联合政权仅维持了8个月，但他在任期间着手处理“政治改革”问题，导入了所谓小选举区和代表比例并存的选举制度和政党资助制度，为日后民粹主义政党进入国家政坛创造了有利条件。不过，最后细川政权“半途而废”的“政治改革”被众多国民视为“不负责任”。国民充满了对政治的失望和对政治精英的不信任。比如，在众多民众心目中，所谓“永田町政治”这一说法变成了政治官僚“明哲保身”的代名词。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持续不景气，致使国民看不到经济重新向好的希望。

如上所述，进入21世纪初期，日本国民因感受经济急剧衰落而陷入严重不安，同时也是对政治不满、对政治精英不信任的情绪爆发期和蔓延期，而这正是民粹主义得以登场的政治氛围和社会条件。恰逢此时，小泉纯一郎于2001年4月赢得了自民党总裁选举，并出任第87任日本首相。他之所以能成功当选，就在于他打出了彻底否定自己的所属政党“自民党”的姿态。他高喊“自民党啊，改变日本吧！”“如果自民党搞垮改革，我就搞垮自民党！”的口号。同时，他还成功地利用大众媒体将舆论引入了党内的选举之中，而擅长利用媒体为自己造势正是民粹型政治家的最大特色之一。在2001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选举方法的改变即在自民党两院议员之外，加入各地方支部的代表参加投票，增加了小泉当选的可能性。小泉本人也不把希望寄托在党内派阀上，而是采取了进行街头演讲、出演电视节目等直接向全体国民呼吁诉说的选举战术。在直接面对国民的演讲中，小泉高喊“行政改革”，将依然采取保守办法开展选举战的对手桥本龙太郎贴上“保守势力”的标签，从而让日本国民认识到他是准备着手推行“邮政民营化”（此是他的长期主张）等措施的“改革家”。善于利用媒体的他也得到了媒体的积极回报：媒体大肆渲染的报道，将自民党一党内部的总裁选举炒作得仿佛日本首相的全国直接选举一般。结果就如同2016年美国大选出乎多数人的预料一样，小泉由于得到了地方代表的压倒性多数票，获得218票（最大派别的桥本获155票）当选自民党总裁，打破了自民党总裁由派阀票决定的陈规旧习。这一结果给尚未从世纪末窒息感中走出的日本民众带来极大的刺激和宣泄效果，而他本人也赢得超过80％的国民支持率，日本社会因此呈现兴奋躁动的民粹状态。

凭借高支持率，小泉纯一郎上任首相后上演的便是被称为“小泉剧场”的种种政治秀。而最刺激和伤害中国等国家人民感情的就是他任内每年8月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对此有学者从日本民族主义角度进行分析和批判。而今日看来，小泉本人以典型的民粹型政治家风格的充分表演，即扮演日本全民利益的代表者，高喊“无禁区的改革”“打破既得利益”“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景气恢复”等简单明了的警句式口号，以所谓“言出必行”的“果断”姿态迎合民众的民粹主义加民族主义心理。他的作秀通过电视等媒体的现场直播和渲染，获得作为民粹主义土壤的众多民众的“呼应”，致使各种批判声音被削弱乃至淹没。因此可以说，以传统的民族主义为文化基调，配合现代民粹主义风潮，成就了扮演者与观众近距离接触甚至“同台共演”的“小泉剧场”。

2 地方政治中民粹主义政党的出现 在战后“55年体制”下自民党基本实现了长期执政，虽然出现过短期的“政权交替”，但是日本始终没有能出现类似欧美的“两大党制”。对此有学者将之戏称为“1.5大党制”，即一直强势的“中间偏右政党”（自民党）对相对弱势的“中间偏左政党”（社会民主党、民主党、立宪民主党等）。导致这种“1.5大党制”的政治格局发生较大变化的是，自从2010年起诞生了若干个民粹主义性质的政党。根据水岛治郎的研究，至2022年末日本政坛的基本态势如下图所示：

关于当代日本民粹主义政党出现的问题，必须先从日本的地方政治讲起。如果说小泉纯一郎是从中央政治的层面向既有政治“造反”的话，那么在小泉退场（2006年9月）之后，日本的不少地方也出现了民粹主义型的行政首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阪府（市）的桥下彻和东京都的小池百合子。他们两人原来都是“体制内”的政治家，并且与小泉纯一郎关系密切，比如小池百合子曾被任命为第一次小泉改造内阁的环境大臣，而桥下彻则毫不掩饰自己对小泉抱有的敬佩之情。两人与小泉之间有某种“师传徒受”的关系：他们都“效法”小泉对既有体制举起了“反旗”，并且在自己的执政地区建立起了民粹型政党。

日本民粹型政党应该首推“日本维新会”，其历史则必须从桥下彻创立其前身兼母体的“大阪维新会”算起。维新会能成气候起因是自民党中央和自民党大阪府委员会围绕大阪知事选举问题发生内部分裂，时间起点可追溯到2000年2月。经过多年的自民党内部纷争，2008年2月关西人迎来的是当时年仅38岁的桥下彻就任大阪府知事。桥下彻的职业为律师，同时也是炙手可热的电视节目明星。接下来在大阪地区出现的，便是人们似曾相识的民粹式的“桥下剧场”：他着眼经济泡沫破灭后的财政税收问题，宣告“大阪府是破产公司”，建立由跨部门的11名公务员组成的“改革企画团队”，宣称要在“收入范围内编制预算”；他借助强大的民意支持，对既有机构和既得利益者开刀，在当时执政的民主党鸠山由纪夫内阁一定程度的配合下，推行教育改革和机场合并事业。

经过第二年即2009年的准备阶段，大阪维新会于2010年4月正式成立。大阪维新会成立后在次年选举中“旗开得胜”：在2011年11月的“大阪府市双选举”（维新会将之称为“大阪秋天之役”）中桥下彻当选大阪市长，同党的松井一郎则当选大阪府知事。维新会不仅取得了“秋天之役”的完胜，而且府议会、府属各市市长和市议会选举中都大有斩获，一跃成为了地区大党。对于先后担任过大阪府知事和大阪市长的桥下彻和他的支持政党“大阪维新会”而言，执政后的最大改革目标非所谓的“大阪都构想”莫属。所谓“大阪都构想”就是将大阪府和大阪市合二为一，造就一个与“东京都”“平起平坐”的“大阪都”。或许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进和实现这一宏大计划的需要，经过多番与各方面商酌和整合未果后，大阪维新会终于在2012年9月决定更名为“日本维新会”，由桥下彻担任“代表”（即党首），松井一郎任干事长，开始进军国家政治。实现大阪都构想是桥下彻本人的最大政治抱负，他在这个问题上将作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客的本领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不但邀请当时在野的安倍晋三加入“都构想梦之队”并出任“队长”，而且为了加强力量迎接参议院大选，他于2012年10月决定与由右翼保守政客石原慎太郎（此时石原已离任东京都知事）率领的“太阳党”合并，并“谦让”出维新会的“代表”职位给石原，自己则屈就“代表代理”的位置。果不其然，在两个月后的参议院大选中，维新会大获全胜获得54个席位（此前只有11席）。

一个政客或政党的政治属性或倾向主要是由其政纲和政治主张决定，但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客和政党与传统的右翼政客和政党又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政治宣传手法以及政治操作的风格和手段上。如杨-维尔纳·米勒指出：“民粹主义者主张，他们且仅有他们能代表人民。在他们未当权时，他们会说其他的政治竞争对手不过是道德低下的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在他们主政时，他们绝不会承认有任何的合法反对派。”具体到桥下彻来说，虽然从权势地位和政治能量上说，他与特朗普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利用相同的“忽悠”“煽动”手法上，则“领先于”后者数年。首先，他宣称大阪区域已经“没落”，所以必须实现宏大梦想般的“大阪都构想”，并把责任都推给之前的执政党。这不但收到了贬损前执政党和竞争对手的效果，而且还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的选票，达到了组建大阪维新会并由自己控制大阪府市两级议会的目的。其次，与特朗普一样，桥下对自己的竞争对手和批判者（记者和学者等）进行毫不留情地攻击。他高唱自己的宏大构想，在此“大义名分”下将对方贬为“抵抗力量”“既得利益者”；在“改革”口号的包装下，把持异议者骂为“迂腐学究”“纸上空谈”“沾满了特权意识”“死抱既得权益不放手”。并且，他十分善于利用大众媒体诱导自己的忠实“粉丝”一同加入攻击。

然而，看似“一帆风顺”的桥下彻和日本维新会在“大阪都构想”两次（2015年5月和2020年11月）全地区居民的直接投票中都遭遇“滑铁卢”。两次总投票数均达近150万票，赞成和反对的差距甚小：第一次赞成票仅少于反对票10741票，第二次少17167票。究其原因，虽诸说不一，但基本可归纳为两点。一是维新会基本上是孤军奋战，摆出一副毕其功于一役的架势，但其他大多数政党不予以支持，且选举策略依然是煽动型的宣传，对大阪府构想方案不做具体说明。这种做法虽然确实能鼓动起大批民众，但是想超过半数依然有难度，尤其是在两次投票率均未超过半数的情况下。二是对大阪地区“民意”判断有误：民众支持维新会在大阪地区执政，是更加倾向于支持它去解决迫切的现实问题（如减少地方年度财政支出、给予居民在教育等方面直接金钱补贴等），而不是支持它去实现“宏大叙事”。从在两次全居民投票中维新会均仅是“惜败”来看，其在大阪地区的实力和影响力并未受到实质性的削弱。最明显的例证是，在2023年4月的地方统一选举中，日本维新会取得压倒性胜利，维持了对大阪府市两级行政权的控制，还扩大战果到邻近的奈良县，赢得奈良县知事选举等。对于“赌上政治生命”的民粹主义政客桥下彻而言，失败的责任只能自己承担，他履行了投票前“大阪都构想”一旦遭遇失败就退出“政坛”的诺言：于2015年5月辞去日本维新会“代表”，同年12月大阪市长任期满后也不再寻求连任，又重操起他“明星律师”的旧业。但是，他退出“政坛”的意思，只是不参选国会议员、不公开担任政党的领导和出任政府部门的首长，而非不问政治。有公明党干部指出，桥下彻实际上依然是维新会的“后台老板”，也有学者认为他是维新会的“实质上的领导”，而大多数民众至今依然将他的发言看成是代表了维新会的观点和立场。“无官一身轻”的他连轴转地通过出演电视节目和发推特等方式，对国内国际问题发表“独具一格”的见解，也毫不忌惮与任何人公开争辩。

桥下彻所创建的日本维新会时至今日已跃升为日本的第三大“国政政党”，并且依然掌握着大阪府市两级行政权。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即平成时代以来，日本出现过难以计数的“零碎小党”，但均昙花一现，像维新会这样能“存活”超过10年的可谓凤毛麟角。将日本维新会定性为右翼保守政党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同时又是民粹主义政党，所以它的“生命力”主要应从其民粹主义性质去考察分析。从其政纲政策来看，政治上主张修改和平宪法、增加军费至2%，同意重新评估所谓“核共有”“非核三原则”等问题；经济主张“小政府”，推行经济自由主义等。而从建党伊始，维新会就以争取“民意”即获得选票作为头等任务，因此在自我宣传、施政策略和选举手法上有意淡化模糊自身的右翼保守面貌。如前所述，它通过给居民发放一些实际的金钱补贴，以掩盖其经济新自由主义的面目；在改革的名义下推进权力集中，并在主张修改宪法时掩藏起民族主义的旗帜；在自我标榜和宣传上使用“刀口向内的改革”“高效率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力”“地区改革党”“第三势力”等措辞，竭力淡化其右翼色彩。概而言之，民粹主义政客和政党均以“改革家”“革新党”的形象登场，将社会此前惯用的“左”和“右”的认知轴线转换成“上”（既得利益者）和“下”（被遗忘的大多数）的认知轴线。正是通过这样一连串的操作，维新会不但自己从所谓“中间偏左政党”如立宪民主党等的支持层中抢走了选票，而且客观上也是在帮助执政的右翼保守的自民党。

日本维新会这个跃升为日本政坛“第三大党”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其右倾保守性往往被巧妙地隐藏起来。它曾自嘲为“ゆ党”，相对日语的“や党”（“野党”即在野党）、“よ党”（“与党”即执政党）而言，它处于两者之间（这三个日语假名的顺序为：“や、ゆ、よ”）。这应该就是它的“强项”，即进可攻退可守：不能排除它在某种条件下加入联合执政政权，因此它对目前联合执政的公明党是不小的威胁，同时对不无“入阁”之意的国民民主党也是牵制。公明党之所以在安全保障等问题上对自民党“未踩刹车”，没有起到作为“和平政党”的作用，原因之一恐怕便是担心被维新会取而代之。

▲ 日本2024年众议院大选结果显示，得票前三名的政党分别为自民党、立宪民主党和维新党。图源：互联网 3 “令和现象”：作为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令和新选组”的登场

如果说日本维新会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代表的话，那么还很“年轻”的“令和新选组”则被视为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所谓“令和新选组”应该是因为它是令和元年（2019年）才正式建立并开展活动的组织。它不仅“年轻”，而且规模也“小”：在国会中目前仅拥有8个席位（参议院3个，众议院5个）。它的唯一创建人山本太郎于2013就当选了国会参议院议员。山本是日本关西人，出生于兵库县宝塚市，原是影视演员，出道20年，获得过多个影视奖项，业已在演艺界立稳脚跟。2004年曾参演过NHK的长篇电视剧《新选组》，所以令和新选组的党名应与此有关。他是标准的正面男主角形象，活力四射，能言善辩，操一口流利且吐字清晰的关西方言。这些应该说是他作为民粹政治活动家的有利天赋条件。他从影视演员转行投身政治是有强烈的个人动机。一方面，他切身感受到了“资本”的有形无形的控制力，促使他为“发声”而投身政治。他作为影视明星虽然收入不菲，但是必须“老老实实”，不能轻易对任何社会问题发声，尤其是那些被视为“言论禁区”的问题，如2011年3.11大地震引起的“核灾难”“核辐射”问题，因为发声就会得罪通过电视台做广告的“资本”。核能发电在日本不仅是一个安全问题，更是一个与“资本”盈利直接相关的经济利益问题。正因为如此，“3.11”后日本政府有关部门严格监视和控制舆论，不让民众在推特等大众媒体上发声，还美其名为“防止风评被害”。而据山本本人的回忆，他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按捺不住地“发了声”，才自断了当演员的道路而“闯入”政治世界的。另一方面，日本社会的贫困问题，尤其是与他同龄的一代人的严酷的生存状态也是促使他投身政治的主要原因。

自2011年4月“发声”后，山本的演艺工作明显受到影响，但他有更多时间去参加日本各地的反核能发电、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的民间抗议运动。这两项反抗运动，实质目的都是反抗“资本”垄断。此后不久他便决定投身日本政坛，经过2012年12月的第46届众议院议员选举失败后，2013年7月他在东京都杉并选区以无党派身份正式当选参议院议员。他的当选得到了若干个社会民主党系列的政党（所谓“中间偏左政党”）的支持，这也是他日后被视为“左翼”的原因之一。据他后来回忆，他与这些支持他的党派都有“互相利用”的利益考虑：政党利用他作为“热衷政治”的演艺明星的名声，他利用政党的“人脉”“地盘”。此时他已有建立自己的“国政政党”的打算。

在成为国会议员独立活动一年多后，山本开始与一些政党“合作”。比如，他应当时生活党的党首小泽一郎之邀加入了该党。就生活党而言，“合作”是为了满足要成为公认政党至少必须拥有5名国会议员的条件（他加入前仅有4名）；而对于山本而言，“合作”则是为了获得更多发言权和发声机会。因为他看到诸多的社会问题（核能发电、TPP、安保、劳资纠纷、贫困加剧、修改和平宪法等）越来越严重，但作为独立议员在国会里基本是“被晾到一边”的，而加入某一政党的话，特别是能成为其“共同代表”的话，就能获得“发言权”，甚至能参加“党首讨论”，被电台、电视播放出去。即便是批评大企业，民间电视台不敢播出，但NHK也不得不播出。经过几年“寄人篱下”的议员生活后，他于2019年4月脱离自由党（生活党后来改名为自由党），正式建立了自己的令和新选组。在接下来的7月份的参议院议员选举中，他在比例选区参选获得选区近100万票的最高得票，但他没有当选。因为根据比例代表选举的法规，各党可自行调节安排本党参选者，他选择了让本党两位残疾人参选者优先进入国会。而由于令和新选组的得票率满足了法定的政党条件获得正式承认，于是他出任了党首。

从这次参议院选举竞选活动开始至今，他更加积极地开展与民众直接接触的宣传造势活动，足迹遍及日本各地，街头演讲、你我各持一个话筒与民众对话交流、同右翼分子面对面争论……他的宣传视频被视听次数甚至超过时任首相的安倍晋三，成为一个在社交网站等大众媒体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制造出了一股被称为“令和现象”的持续不断的社会冲击波。他自己后来也承认，在这方面是受到右翼民粹政客桥下彻的“启发”。手法可以借鉴，但两人两党的主张截然相反。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几乎所有领域，两党都形成所谓“镜像关系”。令和新选组的政纲包括：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增强军备和为此增税、废除消费税、退出TPP，主张积极财政政策、缩小贫富差距、重点照顾弱势人群（残障人士、单亲母亲和儿童等）。山本太郎以日本长达30多年的经济衰退的事实为依据，在各地的街头演讲中几乎“声嘶力竭”地反复呼吁废除消费税和加薪，主张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挽救国家经济，指出与降低“法人税”同步增加的消费税实质是有利于少数“资本家”，从而导致多数民众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提醒民众具有隐蔽性的日本维新会更具危险性，是名副其实的“超新自由主义”。上述立场观点，是国内外将令和新选组视为左翼民粹政党的原因。对此，山本则采取模糊策略：“左也好右也罢，对我并不重要。我既不左也不右，我自由无拘。”不过他并不反感被称为民粹主义：“假如拯救民众叫作民粹主义的话，那我就在民粹主义的名义下做事情。”他不厌其烦地声称每个普通民众都是这个国家的“老板”“股东”，有责任和能力去改变日本这个“公司”。这当然是号召人们去投票，把票投给自己的党。他也有自己的“宏大计划”：重新振兴日本经济，恢复往昔作为制造业大国的好光景。令和新选组虽然规模很小，但目标明确远大，它要实现“政权交替”。这一点与一直只想成为“第一在野党”的日本维新会截然不同。因为维新会很大程度上就是自民党右翼即安倍派的“策应分队”，所以该党避而不谈“政权交替”，也不愿意认真追究与安倍派有牵连的问题（比如“统一教会”的问题）。当然山本清楚地知道要实现“政权交替”需要进行长期的努力斗争，并与其他政治立场相同或相近的在野党携手合作，如令和新选组与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等有合作协议。

山本太郎孤军奋战几年后创建的令和新选组，至今不到5年的时间，对于几乎仅凭街头演讲和社交媒体开展竞选宣传的政党而言，在国会内占有一席之地实属不易。从国会答辩等活动来看，可以说它是与执政党最针锋相对的在野党，山本太郎甚至在国会内独自一人采用过“牛步战术”。而他的“共同代表”大石晃子也是一位言辞犀利不亚于山本太郎的“辩手”。年龄上她与山本都是70后，可以说年富力强，这是该党的优势之一。令和新选组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该党能否在中短期内扩大党的规模和力量，在国会内取得双位数的议席。唯有具备了上述条件，才能在诸如与他党合作等问题上掌握主动权或主导权，对日本政坛的右翼保守势力构成更有效的牵制。

4 民粹主义的民意基础和共感人群：“中间层”的弱化与“失去的一代”

上文主要从政治家和政党的层面分析了日本当代民粹主义的问题，下面我们将考察目光投向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和共感人群。从世界范围来看，自21世纪以来各国民粹主义势力迅速兴起的同时，既有政党政治即“两大党制”相互对峙的政治结构也显现出明显的颓势，其原因可简单归结为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的影响。以日本为例，虽然与欧美各国势均力敌的两大政党势力难以相比，但战后以来以社会党为一方和以自民党为另一方的长期对峙构成了国家政治的基本态势，即日本独特的“1.5大党制”。随着1996年社会党解散和更改党名等变动后，今天所谓中间偏左政党（比如现在的“立宪民主党”）在日本的势力业已大为减退，可以说连“1.5大党制”都称不上，称之为“一大对多弱”更合适。同时，自民党必须同本应是“和平党”的公明党共同组成联合执政政权，加之自民党内派系林立而内耗严重，势力也是今不如昔。这应该是近年以左右为尺度划分政治立场的做法显得“过时”且民粹主义政客和政党都忌讳左右两分法的原因所在。而今日全球化扩展的负面效应在各个主要先进工业国家显现出来，又造成了各种难以加以内部调和与解决的矛盾。

日本既存在与其他西方国家相同的问题，也有自己本国的特殊情况。作为大型政党普遍都拥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以西方为例，形象地说就是左翼政党“找工会”，右翼政党“访教会”。类似“工会”和“教会”的组织，在日本被称为“中间层”，主要有工会、农协、自治会、町内会、妇女会、青年团等组织。与30年前相比，今天的“有组织者”的比例已大为减少。以“无组织者”为例，“无组织者”在1989年低于17%，而到了2018年接近45%，可见30年的变化有多大。由此可见，几乎与“失去的三十年”同步地产生出数量庞大的“无组织人群”。可以想象这些人多数是“被遗忘的人们”（用日语说就是“負け組”）。他们未参加任何组织一方面是由于“组织”已无暇无意无能力顾及其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不再信任“组织”，更倾向于认为既有政党代表的是既有利益集团和各类精英分子而不是自己。因此，民粹主义政党争取的就是这部分人的选票，它们尽量回避使用“左与右”的自我定位和对外划分的标尺，而是采用“上与下”的划分方式，用日语式表现就是“下克上”的斗争形式。上面提及的日本维新会就因此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走不少选票，而因为转而投票给维新会的基本是无组织的选民，所以他们的“支持”是“不稳定”的。比如，在国家层面和某些议题上他们支持自民党或立宪民主党，在地方政治层面或另一些议题上则支持维新会，不一而足。如此一来也就能够说明为什么“大阪都构想”被否决，而维新会却依然能在大阪府市两级行政机关掌权。与以往既有政党通过“中间层”获得稳固的支持不同，有日本学者称此种支持为“脆弱的支持”。当然，维新会对此也心知肚明，它模糊本身“右”的色彩，突显自己作为“下克上”先锋的形象，同时竭力保持媒体热度以吸引住民众。

与美国的选举结果最终由所谓“摇摆州”决定不同，今日日本的“摇摆选民”（包括大量“不投票选民”）的投票态度和取向并非无足轻重。所以，作为左翼民粹政党的令和新选组将争取对象定位在据说多达近40%的“不投票选民”。而其中主要部分便是所谓“失去的一代”（“ロストジェネレーション”，简称ロスジェネ，来源于英语的“Lost Generation”）。“失去的一代”虽然没有很严格的定义，但一般指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出生，现在35岁至50岁的人群。这部分人群就职时期正好撞上所谓“就职冰河期”（大约1993年至2004年之间），所以“失去的一代”也叫“就职冰河期一代”。这一代人据统计多达2000万人，今天他们的问题构成了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对于这一代人而言，传统的“终身雇佣”已变成天方夜谭，取而代之的所谓非正规就业、派遣社员、个人自雇者……；大多人年收入不超过200万日元，高比例的人不愿结婚或者说结不了婚，宅家啃老的不在少数，更有甚者自杀。究其原因在于30多年以来，日本历届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如从国铁分割民营化（1980年代）、邮政民营化（1990年代末）、安倍经济学（2010年代）到近期岸田的“新资本主义”等，概莫能外。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早在2002年结合日本现实情况就指出：“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呢？在‘新政’时期，为了使本国的大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国家会在关税制度等多方面给予政策上的优待。在新自由主义时期这些援助手段都不会再有。不仅本国如此，这些国家也要求其他国家和它们一样。如此一来，那些实力雄厚的英美跨国企业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轻易地击垮弱国的小企业，同时也达成了资本世界化的目的。……脱离了国籍的跨国企业不需要向国家纳税，国家也不再负责国民的教育、医疗福利，每个国民和企业一样要凭自己的能力到世界市场上去竞争。由于是自由竞争带来的结果，所以即使结果很坏也没理由向国家抱怨什么，必须得自己负起责任来。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所有的一切都根据全球化的市场原理进行，国家不再为国民的福利提供任何预算。”

完全有理由认为，日本在这个方面也是学习西方的“优等生”。正在这样的全球化背景和日本国内经济显著衰退的境况下，令和新选组于2019年正式登场并迅速形成了气候，即所谓的“令和现象”。“令和现象”之所以得以产生，除了令和新选组针对让大多数日本民众“苦之久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还因为令和新选组大胆地提出了废除消费税、增加薪金等简单明了的积极财政政策之外，不留情面地拿既有政治开刀，准确地揭开了日本社会的“病灶”——“生活艰难”（生きづらさ）。而生活艰难的直接原因就是就职条件恶劣。所谓“万年非正规”指的是仅比失业强些许的不稳定且收入低廉的工作。最常见的就职方式叫作“派遣工”，由此产生的人群则称为“贫困劳动者”（ワーキングプア）。由于“派遣工”无法获得任何职业保障，一些非营利组织不得不建立起名为“派遣村”的设施，临时收容随时可能丢掉工作的人们。尤其是逼近年关之时这种需求大幅增多，故又被称为“越年派遣村”。学历低或一般的中青年人群的窘境自不待言，即便高学历者的境遇也不乐观。比如“博士后”（日语：“ポスドク”）这个词，跟我们一般理解的不一样，对于日本“失去的一代”中的佼佼者而言，“博士后”意味着即使拥有博士学位也无法获得正式职称、职务和相应收入，却要从事教授、副教授等级别的专业学术研究或技术工作。

而令和新选组从成立开始就成了这部分“困穷者”“不遇者”的代言人。其实它的领导人山本太郎（1974年出生）和大石晃子（1977年出生）跟他们属于同龄人。山本面对这些深陷困境的人们，反复呐喊：“给我活下去啊！”（生きてくれよ）。他不厌其烦地对人民诉说：不要认为自己的贫困是因为自己能力差或不够努力，绝不需要“自己负起责任”！因为“政治”早就对我们弃之不顾，要改变现状唯有改变“政治”！他和令和新选组的“奔走呼叫”打动了不少向来不关心政治的人们：因交不起学费而毕业不了的大学生、前夫不再支付孩子抚养费的单亲母亲、后悔在职时积极执行过公司“裁员计划”的退休职员……因此，在2019年5月的参议院选举竞选活动中，令和新选组一举获得超过一亿五千万日元的捐款，并且据《朝日新闻》调查，这次选举投票中的10%无党派人群在比例选区把票投给了令和新选组，超过了除自民党外的其他几个主要政党。而从选择令和新选组的选民年龄层次来看，40岁档占三成，18到30岁档占六成。由此可见令和新选组的支持层中的青年人群比例之高，我们将之称为“共感人群”。其根本原因上文已多有述及，需再强调的是，它的宣传方式即零距离接触民众的街头演讲、通过在青年人群喜好的社交网络上发布视频等也获得了争取人心的显著效果。可以说，增强曝光度和保持媒体热度对民粹主义政客和政党（无论左或右）都是“必选动作”。

5 结语

综上所述，当代日本民粹主义的政治现象较大地改变了日本政党政治的态势，同时对部分选民的选举态度等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种情况是在冷战终结和全球化充分发展的国际背景下出现的，也是日本这个先进工业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并在30年前开始“泡沫经济破灭”造成的经济不景气导致的。面对如此长时间持续的经济衰退、日益加剧的贫富差异以及身处近年复杂的国际环境，日本保守型的政党和政客无法有效应对，时至近期甚至靠渲染“中国威胁”以达成进一步“对美追随”并扩武强军的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既有的各个中间偏左政党作用有限，“刹车失灵”；作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日本维新会非但不可期待，甚至它会“浑水摸鱼”“趁火打劫”。从最近维新会的动向来看，它表现出如下意图：将中远期目标定为建立保守型的两大政党制，与自民党平起平坐轮流坐庄（即2023年4月前后出现的所谓“保守二党论”）。至于被视为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令和新选组，则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因为它的政纲是力主解决日本国内问题、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反对扩武强军、主张效法亚洲各国“不选边站”并且最近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将“核废水”排海等。但正如杨-维尔纳·米勒所指出，民粹主义与所谓民主主义“如影随形”，它是民主主义的“晚宴”上的一位“醉客”。因此，令和新选组的“可期待度”，取决于它中近期内能否发展扩大，以及发展扩大后能否“饮而不醉”：认识到现行的日本政治经济体制并不具备自洽性，且自觉与日本民族主义保持距离。今后日本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势力消长，不可能不会对中日关系造成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此有必要加以高度关注。

从近期情况来看，日本政局有很大可能再次陷入不稳定的周期，在前述的政党政治态势下，自民党将勉力维持其与公明党的联合政权，不排除其他的在野党加入联合政权；作为最大在野党的立宪民主党对“政权交替”的意愿稀薄，亦无力团结大多数在野党组成统一战线；抛出了所谓“两党论”的右翼民粹政党维新会，不过是“虚晃一枪”罢了，看不出其近期内有意并有力量取自民党而代之；左翼民粹政党令和新选组虽抱有救民于水火的强烈愿望和旺盛斗志，但无奈尚力不从心。因此，我们面对的将是没有实质变化却可能乱象纷呈的日本政局，在中美关系和美日同盟关系的大前提制约下，中日关系独自发展和改善的空间有限。

*文章转自《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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